“分布式大学”提供高等教育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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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 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旗下平台“施普林格链接”（SpringerLink）近日以开放存取（open access）形式出版了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健康、医学与福利学院荣誉退休教授理查德 F.海勒（Richard F. Heller）的新书《以可持续高等教育为宗旨的分布式大学》（The Distributed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Higher Education）。海勒建议，可借助高等教育新模式“分布式大学”来减轻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日前，本报记者就传统大学面临的难题、分布式大学的特征和优势等问题采访了海勒。

传统大学难以回应数字时代年轻人需求

海勒谈到，大学自诞生至今可分为三代。第一代大学聚焦于教学，包括11―13世纪在欧洲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第二代大学在教学之外加入了科学研究活动。今天的大学是第三代，它们为教学和科研赋予了更多价值，与学界之外的主体合作，并以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为国家效力。教育和科研的商业化随之出现，企业家开始涉足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学生群体扩大，行政管理业务增加，开始出现专职的高校管理人员。然而，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了高校管理制度畸形发展、教育商业导向过强的现象，一些大学正在偏离核心使命，无法充分满足公民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新的教育和学习模式，对传统大学构成挑战；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严重冲击了教育和科研活动。在海勒看来，传统大学（第三代大学）现在面临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

首先，大学未能很好地回应数字时代年轻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原因之一是教学方式和手段落后。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2017年第四季度针对美国145家医学院的13467名本科二年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发现学生的课堂出勤率下降，但线上学习时长明显增加。“大部分时间”或“经常”出席课堂教学的学生不足半数（47.3%）；23.5%的学生“几乎从未”去教室听课。相反，24.2%的学生每天都会通过在线视频学习，这一数据较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上升了15.1个百分点和10.8个百分点。

其次，经济和地理层面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十分严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2008―2014年，在最贫穷国家的最贫穷群体中，接受过至少4年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足1%；在最富裕国家的最富裕群体中，这一比例超过70%。全球高等教育专家贾米尔 萨尔米（Jamil Salmi）2018年针对71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国家都致力于促进高等教育平等，但各国的政策落实情况差距很大，只有32%的国家设定了明确的平等目标，11%的国家制定了全面的平等战略。

最后，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盛行干扰着教学和科研。最初，职业管理者及其所用方法被认为能够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但是，不加批判地将管理主义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大大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许多教师因难以兼顾繁重的学术和行政事务而焦虑，且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掌控感，认为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这是因为学术人员常常不得不“听命于”既非本领域专家也没有直接教学和科研经验的管理人员。

此外，传统大学还要面对其他众多困境，如政府资助不足、过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收入、不必要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商业思维侵蚀学术追求等。

“分布式大学”满足教育新需求

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现状，海勒基于过去50多年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学术界工作的经验，提出“分布式大学”概念，即借助网络向有高等教育需求的人群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分布式大学的宗旨包括：减轻全球高等教育不平等；回应不同地区的教育需求；减少碳足迹，减轻大学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以对学术人员的信任取代管理主义；倡导大学间积极合作，避免盲目竞争。

分布式大学的核心是在线学习，这将推动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变革。大部分线下授课将转移至线上，但仍保留必要的线下教学内容，通过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小型的地方中心（local hub）替代大型的中央校区，并与当地社群、企业和其他教育机构合作，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以教育和科研带动当地发展。地方中心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而且能够在不同地点和时期“复制”。相较于传统大学，分布式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规模小得多，其关键职责是确保学校开设的课程适应社会需要，同时维持学校的数字基础设施完备且运行正常。

理查德 F. 海勒 受访者/供图

海勒说，在线教育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促使教学过程更加透明和规范。当面对面授课时，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有些教师不发放任何课程资料，对学生的课后提问和作业反馈不及时、不仔细，或者一堂课的信息量过大，学生来不及一边思考一边记录，遗漏了很多内容。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相比之下，在线学习更容易实现质量控制。学生可以反复观看课堂录像，明确自己掌握了哪些知识点，还有哪些疑问。学生完成的作业，教师授课所用的参考资料、布置的讨论和作业题目、对学生作业的打分和批改意见等，都需上传至在线学习系统，便于评估且有据可查。在线学习特有的另一项优势是极大地方便了残障人士、偏远地区居民等出行困难人群，缩小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

此外，分布式大学还能大幅减少实体校园建设和运营维护、学生远程旅行等活动造成的环境负担，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贡献。海勒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可持续性研究副教授阿鲁尼玛 马利克（Arunima Malik）等人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阐述了在线教育的环境益处。该研究调查了2011学年第二学期至2013学年第一学期完全以在线方式攻读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128名国际学生，他们来自30个国家的70个城市，其中93人来自非洲国家，十余人来自印度。海勒等人发现，由于这些学生无须乘飞机从自己的国家前往曼彻斯特并在当地学习和生活，他们总共节约了969457千克的碳排放量。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校园生活意味着一段美好而特别的人生经历，大规模转向在线教学或许会有遗憾。海勒对此表示，传统的校园生活无疑有其价值。不过，今日的大学生活已不同于以往。至少在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许多人一边读大学一边工作，无法常去教室听课，或是下课后迅速离开，无暇享受校园时光。如果没有在线教育带来的便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难度会更大。同时，现今人们的非正式学习、社交、休闲娱乐等活动都大量转移至网上进行，分布式大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总体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成为众多高等教育从业者维持工作、学生继续学业的唯一方式，在线学习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潜力。此外，实体形式的地方中心也可承担传统校园的部分职能，作为大学师生及其他合作者线下交流互动的空间。

避免数字技术被不当使用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分布式大学顺利运作、充分发挥潜力的前提。然而，当前全球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不同国家以及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群体在数字设备和服务获取、数字素养等方面有明显差距。例如，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善于利用数字技术吸收知识、培养技能。

海勒认为，被动等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能等数字鸿沟消失后再推行分布式大学或其他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因为教育鸿沟之深不亚于数字鸿沟。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正在世界各地快速普及，人们需要抓住这一时机尽快提升教育的可及性。反过来看，分布式大学扩大教育覆盖面、改善教育平等的作用也能促使政府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励公民个人安装家庭宽带网络、努力掌握数字技能。

另外，海勒提醒，分布式大学对教育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必须符合法律和伦理规范，尤其是要格外警惕私人机构的“入场参与”。网络平台私自收集用户数据并用于商业目的的现象如今已司空见惯。因此，以新方式提供教育“服务”的同时需要升级预防和应对措施，避免数字技术被不当或恶意使用，引发不良后果。“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是完美的，但是时代在变化，新机会不断涌现，大学应把握住这些机会。”海勒总结道。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3月9日